说起缅甸，人们首先想到“诈骗”这个词，是因为有关缅甸电信诈骗园区的新闻，频频出现，尽管从事电信诈骗的多数并不是缅甸人。但除此之外，我们又对缅甸了解多少呢？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一场新加坡管理大学（SMU）的校内艺术导览，SMU收藏的大量缅甸艺术作品，引起了我对这个东南亚几乎最落后、最混乱不堪的国度的兴趣。那里的人们到底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人们又抱着怎样的心态迎来国家民主化的转型期？重回军政府统治之下，轻尝自由滋味的缅甸人还是原来那些缅甸人吗？这些问题，可能需要研究缅甸政治的学者才能解答，但是，缅甸的艺术品也从侧面给了我答案。这个被军政府铁腕统治的东南亚神秘国度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外人得以一窥。
二战后，缅甸于1948年独立，建立了议会民主制，但政局不稳。1962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后，缅甸便进入了军政府统治时期，实行高度集权的缅甸式社会主义，经济凋敝，社会发展停滞，缅甸逐渐沦为世界上最贫穷和最封闭的国家之一。2010年底，缅甸在军方主导下进行了选举。2011年，军方主导的文官政府开始执政，长期以来的管控逐步放松，也标志着缅甸“政治转型”的开始。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2015年赢得大选，2016年上台执政，昂山素姬成为国务资政。但军方仍掌握国防、内政和边境事务等关键权力。然而2021年初，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发动政变，这场民主改革实验以悲剧性的方式戛然而止。
2011-2021，这十年就像是缅甸人民的一场梦，也像是军政府铁幕统治下的一道裂隙。对缅甸人民来说，梦醒时分，回望，也许还能看见裂隙里燃烧的激情，而从缅甸流出的艺术作品就像是那些烈焰的化身。毕竟，燃烧过，就必有痕迹。
缅甸军政府时期曾经实行严格的文艺审查制度，缅甸的艺术一直处在高压之下，在转型的十年期间，艺术家们才得到与外界交流的机会，缅甸艺术作品也大多在这个时期被世界知晓。 新加坡管理大学藏有七十多幅缅甸艺术家的绘画作品，其中不少都令我印象深刻。
转型年代：希望与失望交织中的艺术创作
Tamalar是缅甸一位70后少数民族克伦族（Karen）艺术家。他创作了“欢迎来到克伦邦”的一系列风景画作，其中六幅被陈列在新加坡管理大学办公区，都完成于2013-2014年。他笔下的山层层叠叠，连绵无尽，花草树木则用点彩抽象画法呈现，用色大胆，个性强烈。他说，克伦邦的山脉非常独特，像田野里的干草堆。然而，启发他画这些作品的实景，却在年复一年地发生变化。他2020年回到克伦邦去看那些山的时候，已经与2013年他开始画这些山时完全不同了。有的山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可能是为了经济利益，例如为了得到石灰和岩石等，而毁掉了这些山。自然的美景在消失，气温也逐年上升。他说，记得小时候，这些山区非常冷，有时甚至需要围坐在火堆旁。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谁干的，但是亲眼目睹了这些变化，他开始关注环境，希望山脉和森林都能得到保护和重视 。
缅甸是一个缅族占多数的国家，但还有一大批少数民族存在。因为大缅族主义的文化盛行以及复杂的社会结构，民族问题一直是缅甸自独立以来，局势紧张和国内冲突的根源之一。缅族不仅主导政治经济，也是社会文化领域的主导者，而Tamalar是很稀有的少数民族艺术家。
民族平等在缅甸是十分敏感的话题，也几乎看不到有人用艺术的方式表达这个主题，Tamalar也不例外。这让我觉得稍微有些遗憾。当然，我们没有身处在那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不能体会他们面对的困境，也无法对这些艺术家吹毛求疵。
Nay Aung Shu也是一位生于70年代的艺术家，他自己最喜欢的一幅画也被收藏在新加坡管理大学，陈列在办公区一处半开放的走廊中。这幅画名为“拥挤的生活”（Crowded Life），画面主体是一辆小卡车（Dyna truck）的车厢，坐满了人。这是城市中人们曾经用来通勤的交通工具，他自己也曾每天搭乘，但现在已经成为历史。这种城市交通工具被从中国和韩国进口的巴士取代。除了想要保留记忆外，他画这些卡车和卡车上的人，还有另外一层原因。1990-2010年间，缅甸政府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Swan Arr Shin，专门镇压反对军政府的人。他们就是用这样的Dyna卡车，从社区抓人。他想用自己的画，隐晦而间接地记录这曾经发生的一切。
Nay Aung Shu从2017年至2020年底，担任缅甸艺术家组织（中心部）的秘书。2015年，以昂山素姬为领袖的全国民主联盟（NLD）赢得大选，并于2016年上台执政，昂山素姬成为国务资政。但是这个民选政府只获得了部分政权、外交、内政、司法、国防等方面仍然被军方控制。作为艺术家的代表，Nay Aung Shu在2020年3月接受的采访中表达，希望NLD能克服军方设置的障碍，希望看到团结带来的变革，但是他也毫不讳言，政府并没有取得民众想要的那么多的成就。
艺术家群体和缅甸的很多老百姓一样，对这个国家的转型期充满了希望，同时也毫不掩饰他们的无奈和失望。越是年长的艺术家，似乎越悲观。1953年出生的Myint Soe在他2013年完成的作品中大面积使用了红色，这是缅甸艺术家在十年转型期中的特权。因为，在过去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红色是几乎不允许大面积出现的颜色。
在2020年6月，Myint Soe接受采访时说，缅甸转型期的改革缺乏深度，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发生变化，阶级分化加剧，和平难以企及。他忧心忡忡地表达，这样的社会状况将拖累下一代的教育，而缺乏良好的教育，将使国家陷入衰败。同样出生于1953年的艺术家MPP Ye Myint则更加直接地说，自己的国家早已罹患了癌症，宗教、教育、司法、内政全部被癌症控制，甚至昂山素姬的团队也无法与腐败绝缘，这十年缅甸只进步了5%。生于1966年的Htein Lin则在2020年3月接受采访时说，2015年后，人们对新政府的期望很高，但是要知道整个体系已经运行了四五十年，改变很难。和平进程、修改宪法这两个最关键的政治领域都没有显著的进展。
生存与理想夹缝中的艺术表达
这一批缅甸艺术作品中，纯粹的抽象艺术作品是比较少的，Soe Naing的作品可以说是抽象艺术的一个代表。Soe Naing生于1961年，大学时代开始学习绘画，非常多产，是缅甸最重要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之一。他在2020年4月接受的采访中说，1988年以后，缅甸军政府对文艺作品的审查非常严格。他曾经被审查人员质问一幅画的意义，他回答说，“我的画没有意义。”但是审查者说，一幅画不能没有意义。艺术家几经解释也无法通过，于是只能沮丧地附和了审查者的解读，但是审查者最终还是恼怒地禁止了那幅画的展出。同样从事抽象绘画创作的70后艺术家Ko Naung也说，过去审查人员不理解的画就不会批准展出，抽象画也很难卖出去，一年能卖出两幅都是做梦。
在缅甸，除了抽象艺术很难发展之外，裸体艺术也曾被严格禁止展出，就算在已经取消审查制度的转型十年中，由于文化和社会观念的束缚，仍有很多禁忌。在90年代，人体艺术画家很难找到模特，画的画也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秘密展出。在转型的十年间，他们的作品虽然走进了美术馆和画廊，但也被隐藏在不起眼的角落，被认为不适合家庭观赏。裸体艺术、以及涉及到政治或者宗教敏感题材的一些作品一直受到有形或者无形的压抑。
在缅甸艺术作品中，直接描绘佛教寺庙和僧侣的作品其实非常多，有的充满隐喻，耐得住观者层层剖析。生于1963年的艺术家Co Thiee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新加坡管理大学图书馆里挂着他一幅名为新僧（Novitiation）的画作。画面中两位年长僧侣正在为一个小僧剃发。在佛教中，剃度是从世俗世界进入真理世界的象征，意味着抛弃“世俗谛”（samurti，世俗世界的真理 ）的价值观，转而追求“胜义谛”（paramartha宗教世界的真理 ）终极真理。当一个人接受剃度之后将放弃世间的一切，一无所有。
但是他在2020年2月接受采访时说，2010年后，缅甸出现了很多政府支持的僧伽组织，出现了假僧人，他们干涉世俗事务，积极参与政治。当然，还是有很多纯粹的僧侣值得肯定。这是他2013年画了这幅画的原因。
生于80年代之后的艺术家们更关注社会的变化。1982生的艺术家Dawei Lay祖上三代都是农民，虽然政府支持农业发展，但农民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在社会转型期，国家对外开放，一些青壮年出国务工，例如去了马来西亚等地，但人们没有放弃土地，女人们继续照顾田地，新加坡管理大学展出了他的两幅作品，其中一幅名为“生存”（Survival），表现的就是这些劳作中的妇女。
然而，他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另一幅“生存”（Survival），是他2013年同期完成的同名画作，使用了过去被禁止的大量红色，表达了自己对农民的感情，以及对2013年军方掠夺土地引起冲突的抗议。
Min Kyaw Swar生于1988年，新加坡管理大学展出的他的一幅作品也是他本人最喜欢的作品。画的是卖旧书的小贩铺在路边的书摊。他说过去，透过洛卡纳特画廊（Lokanat Gallery）的窗户，人们就可以看到街头卖旧书的摊位。在他小时候，整条街都是书店和书摊，他称那里是“街头大学”。他从7年级开始，就在书店和书摊打工。上学的时间是早上7点到中午12点，每天放学后，他就来帮忙搬书、摆书和卖书，同时，他也在那里读了很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