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具有不可思议的人口密度和城市立体复杂性，高楼林立是这里的特色。一个由多层次交通路径构成的网络，则强化了这种空间特性。街道不是单一层次的，而是呈现网格结构的：人行道、桥、自动扶梯、台阶、有遮盖的人行通道、配备空调的天桥。当你漫步在这座城市时，你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写字楼大堂里，或者上了一道玻璃桥，除了上班族或者西装革履的律师从你身边匆匆而过，可能还会有一些席地而坐的帮佣阿姨，正好赶上她们的休息日，她们便会坐在用硬纸板巧妙围起来的地方吃东西。
你还会发现一批密集分布的，在全亚洲甚至全世界都属于一流水平的高楼大厦。中环和金钟区就像一座建筑博物馆，非常适合追寻过去大约75年里各种趋势与科技的影子。更早以前的时期没有留下多少东西，除了偶尔看到的狮子的雕像、大炮或者战争纪念碑，但这并不能限制它在表达上的广度。
你可以轻松且自在地一览这个建筑陈列。各式各样的人行通道并不总是轻易就能找到入口，但它们带来的便利让你可以完成一段悠闲而紧凑的徒步建筑观光之旅——只要你能找得到路，整个行程都不怎么需要步行。
The Henderson，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Zaha Hadid Architects)
中环，美利道2号
Newest, shiniest, most expensive: The Henderson building, by Zaha Hadid Architects © Virgile Bertrand在这些高楼大厦中，最新、最耀眼、最透明、最昂贵、也最具公共性的就数The Henderson。它是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是该事务所自哈迪德于2016年逝世之后完成的体量最大、最优秀的建筑项目之一。
这幢36层的大厦坐落在据说是全世界单价最贵的建筑地块上。大厦外观看起来像一捆低腰处连在一起的大玻璃棒，玻璃面板以无数种复杂曲度组合在一起，只有在计算机辅助下才做得出这样的设计和制造工艺。有机、流畅，这是一座不同凡响并且雅致的大厦。
作为一幢高档办公楼来说，由于连接到香港岛的空中步行系统，它也是极其容易进入的。架高的门厅层分布着茂盛而温馨的热带花园，上方则是银白色蜿蜒盘绕的天桥作为遮盖。
位于三层的写字楼大堂布置有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气球雕塑作品，这里是对公众开放的。楼下有着独特的金色圆形天花板的大堂同样对公众开放。拍卖行佳士得(Christie’s)也在大厦内入驻，意味着该拍卖行所在的楼层会有一场接一场的艺术品展览，以及布置有举行拍卖的场地。
哈迪德生前在香港有一大憾事，她在1983年设计的激进风格的香港山顶俱乐部——作为一项建筑设计竞赛的获胜作品——至今仍然没有开建。The Henderson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小小的（好吧，有36层）身后补偿。
香港汇丰银行总部，福斯特建筑事务所(Foster + Partners）
中环，皇后大道中1号
1986年建成时以世界上最昂贵的建筑闻名，这幢设计精妙的大厦有183米高，耗资约6.7亿美元，用7年时间建成——在香港算是非常慢的。结果造就了这样一幢大胆、华美、科幻感的大厦，可以说是这个城市进入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新时代的完美象征。
使用在英国格拉斯哥船厂锻造的钢铁，悬挂式结构（巨大的桁架有如一对对焊接在一起的衣架）让宽阔的建筑内部可以不采用柱子。一幢高楼的中心通常主要是厚重的混凝土芯，但这座大厦的中央却全是空间和光线，福斯特复杂的镜子系统突出了这一点。
最让人记忆深刻的特色之一是大厦底部一片开放却有遮盖的空间，这得益于其结构设计。这个广场在工作日一派繁忙而充满活力，多部自动扶梯把职员们送上大厦内部凸出的各处；一到礼拜天，这个广场就成了人潮涌动的聚餐场所，剥开铝箔拿出的食物和特百惠便当营造出过节一般的气氛。说起来好像有点讽刺，在一个高耸的殖民时代象征之下的私有广场却成为一个表达独立自主意愿的地方，然而事情确实就是这样子的。它仍然是令人心动着迷的典范，尽显建筑将公域与私域融于一体的潜力。
中银大厦，贝聿铭(IM Pei)
中环，花园道1号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回应福斯特设计的气势恢宏的汇丰银行大厦，中国银行的新总部在1990年启用时是亚洲最高的建筑。它是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贝聿铭的父亲曾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因而他沉浸于该行文化中，即便他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纽约度过的。
大厦表面的棱形结构配上独特的交叉线条，使得其外形从所有角度看上去都像是由对角线构成的，最上面是简单的三角形顶点。尽管位置不理想——周围被极其繁忙的道路环绕，只能从一条架空通道进入——贝聿铭在大厦底部设法打造了一个赏心悦目的花园，布置了多处水景，并且完全遵循风水。
坚固的入口奇怪地带着新古典风（想想整座大厦严谨的现代主义抽象风格），内部（部分区域可以进入，包括宽敞通透且令人印象深刻的银行大堂）稍显过时——大理石地面、办公设备和塑料用品。但这座大厦仍然是天际线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尤其是夜晚五光十色的灯光下它的闪闪发亮的对角线更给人这种感觉。
香港会大厦，哈里•塞德勒(Harry Seidler)
中环，遮打道3a号
因取代一幢维多利亚时期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大厦而招惹争议，是香港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殖民时期建筑之一。这座矮壮的大楼是哈里•塞德勒设计的。这位出生于奥地利的澳大利亚建筑师曾师从包豪斯流亡者，包括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马歇•布劳耶(Marcel Breuer)和 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他还曾短暂为布劳耶工作过。他因为把现代主义中这种简洁的流派带到澳大利亚而受到称赞。
这栋21层建筑落成于1984年，香港会占据下面四层，上面是写字楼办公室。这是一栋典雅、特别的建筑；从外面几乎看不到窗户，大厦正面像一块奇特的洗衣板。早于福斯特设计的汇丰银行总部，塞德勒这座大厦也避免使用室内柱子，而在香港会内部，混凝土构件和前庭构成一种未来主义的景观，介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后期的奇思妙想和约翰•波特曼(John Portman)20世纪末为一些酒店设计的前卫风格之间。
它不是最容易进入的建筑，但最佳视角是从上往下，比如说站在The Henderson去看。
力宝中心（原本是奔达中心），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
金钟道89号
保罗•鲁道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极具影响力的建筑师。他的建筑复杂，属于粗野主义；虽然他的一些作品成了反现代主义的焦点，但后来很多都被漫不经心地拆除了。他设计这座大厦的时候——1988年竣工——他这个流派的粗野主义在西方已经不时行了；在企业世界，他偏好的坚固结实的混凝土被镜面玻璃取代了。他为这幢大厦设计了一种奇怪的混搭风格：在镜面遮蔽下的粗野主义，听上去十足违反直觉。
它几乎可以说是复古又科幻，终结者风格的双塔屹立在混凝土柱子上，外观由一系列相互锁扣的格子组成。奇怪的是，我感觉它现在看上去比刚建成时更加现代。与塞德勒一样，鲁道夫也是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的学生，贝聿铭的同学，所以这几幢建筑相互之间好像在进行着一场有趣、即使不总是能被理解的对话。它们都属于第二代现代主义作品，只是彼此竞争。力宝中心底下是纵横交错的交通与人行通道，它显出一种奇怪的孤立感：一个我们不知为什么不得其门而入的未来。
怡和大厦，巴马丹拿集团(Palmer & Turner)
中环，康乐广场1号
外墙遍布上千个舷窗式窗户的怡和大厦是香港摩天大楼之父。有52层，1973年落成时是香港、也是全亚洲最高的建筑。英国跨国公司怡和集团(Jardine Matheson)的昔日总部如今是历史建筑，成了香港日新月异变换着的天际线上的幸存者。而且它保留得很好。它仍然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风姿。
金属覆层上那些圆形洞口叫做“月窗”，有点风水意味——按照风水学说，圆形被看作是月亮的象征，也代表硬币与财富。它们并不能让大量光线进入，也没有造就奇妙的景观，但它们确实构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外壳。
这幢大厦是巴马丹拿集团设计的，这家香港建筑事务所的早期作品中有许多是香港和上海殖民时代的建筑（在上海有建于上世纪20年代体型巨大的汇丰银行大楼、中国银行大楼、和平饭店、都在外滩）。怡和大厦本身不能进入，但地下部分有商店和餐厅。
旧中银大厦，巴马丹拿集团(Palmer & Turner)
中环，德辅道2A号
这幢建筑只比怡和大厦晚20年，但感觉像是相隔一个世纪。旧中银大厦于1950年落成，建在香港旧大会堂原址上，（极）晚期的装饰派建筑风格，带着些许上海外滩的味道，些许镀金时代纽约摩天大楼的影子。宽大的台阶让人想起曼哈顿和芝加哥摩天大楼常有的后退设计。它是坚固的，也许甚至有点呆板，仿若中国内地在相同时期建成的，也许有点缺少生气但气势恢宏的毛泽东时代建筑。
这座同样由巴马丹拿集团设计的大厦是现代主义把往昔所有风格扫荡殆尽之前遗留下来的旧式高层建筑之一。银行大堂经过大改造，显得有点俗气。但最上面几层——已故室内设计师、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邓永锵(David Tang)当年得以放开手脚在这里创建了他的怀旧而精致的中国会(China Club)——仍然令人愉悦地想起20世纪初的上海。这真是一件乐事。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