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京东高调发起的给外卖骑手缴纳社保“运动”正在引发外卖业震动，行业前两位巨头美团、饿了么相继跟进。舆论亦喧嚣而起，赞誉者有之，观望者有之，批判者亦有之，公众对于是否应该给以灵活就业为主的外卖骑手强制缴纳传统社保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京东集团微信公众号“京东黑板报”最新发布的《外卖骑手五险一金的所有成本，全部由京东承担！》一文表示“未来一段时间签约的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的所有成本，包含个人所需缴纳部分，全部由京东承担，确保骑手现金收入绝不会因为缴纳五险一金而减少，此项举措包含现有骑手和新加入的骑手。”
开宗明义，企业做出任何一项商业举措都需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核算，也就是商业可行性评估，如果成本显著大于收益，那么，该项举措在商业上就是不可行的。
京东控股的达达平台，目前活跃骑手大约130万人。有财税人士分析指出，如果按京东总部所在地北京的“五险一金”标准进行缴纳，即按照每月6821元的下限基数，如果全部由京东承担个人、企业部分的成本，要全部覆盖130万骑手每年付出的社保成本约在545亿元以上。而京东2023年财报则显示，该年度全年净利润为人民币242亿元，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的盈利水平，京东每年社保成本将是利润的两倍以上，京东此举短期内将面临显著财务压力，在商业上势必行不通。
其次，从政策法规看，这一方案也明显与现行相关法律及人社部门的政策导向相悖。如果公司承担了应由员工个人承担的五险一金部分，实际上违反了相关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法规。法规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和员工的缴纳比例，公司不得擅自改变。此外，公司承担员工个人部分的五险一金，可能会被税务部门视为给员工发放的一种福利，从而涉及到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如果未按照规定进行税务处理，可能会引发税务风险。
基于上述风险，公司承担五险一金的个人部分可能还会影响到员工未来的社保待遇。社保待遇的计算是基于个人的缴费基数和缴费年限的，如果公司承担了个人部分，那么员工的缴费基数就会降低，从而最终影响到未来的社保待遇。
毋庸置疑，京东不会不明白上述道理。如其公号文所言，其欲为之缴纳五险一金的外卖骑手特指全职骑手，并不包含众包骑手或兼职骑手。外卖骑手按雇佣关系分类，可以分为专职骑手或全职骑手（与平台或第三方配送公司签订正式合同，属于全职员工）和众包骑手或兼职骑手（通过众包平台注册，自由接单，无固定雇佣关系）。达达平台130万活跃骑手，其中有多少属于专职骑手，笔者致电京东客服，对方语焉不详，未得到确切数据。达达骑士官方客服则表示，现达达骑士是属于众包，即便是全职的达达小队也属于众包，并表示后续全职规则会发布。按照达达客服目前的解释，如果达达小队也属于众包，那么，达达整个130万活跃骑手就没有人属于全职骑手，也就无需缴纳“五险一金”。
有鉴于此，京东需要及时回答并解释如下一系列疑问：何为“现有骑手和新加入的骑手”？130万达达骑手将有多少比例享受“五险一金”？以及，前者与新招募的全职骑手将享受什么样的“五险一金”？与传统社保有何区别？
事实上，给外卖骑手缴纳社保早在2022年就进入议事日程。2022年，美团在人社部指导下启动“职伤险”试点，去年就骑手缴纳养老保险等方案进行研究调研。饿了么则从2023年启动骑手社保缴纳试点，正在更多城市推进“职伤险”覆盖。相较于京东的高调和言之凿凿，人社部门的政策及参与试点的美团、饿了么则是低调又谨慎。
我们知道，京东在快递业给快递员缴纳社保有着成功经验。作为外卖业新近入局者，京东试图通过嫁接上述经验，掀起一场行业缴纳社保“运动”，并以此立足行业，其竞争意图不可谓不清晰。
对于一部分公众而言，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和着力打造自身形象的企业总是受欢迎的，因为泛道德化的叙述对他们有着天然的吸引力。然而，理性的讨论需要祛魅泛道德化的叙述，面对高度复杂的事物，更需要专业的眼光审视之。
试图在短期内全面覆盖外卖骑手传统社保有如下四大障碍：其一，成本高企。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成刚测算，如果以4500元作为外卖平台为骑手缴纳社保的基数，那么外卖平台每月人均需额外支出1170元（4500元乘以26%）用于社保缴纳。如以80万骑手计算，相当于外卖平台每月需多支出约10亿元社保费用，一年额外支出将超100亿元。对于用工平台来说，这部分成本也有不小的压力。其二，法律界定有待廓清。众包或兼职骑手与平台属于“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现行《劳动法》未强制要求平台为其缴纳社保；其三，骑手意愿分化，低收入骑手可能因社保挤压到手收入而拒绝参保。部分众包或兼职骑手更看重收入灵活性，可能排斥社保（需个人承担8%-10%费用）；其四，管理复杂，骑手流动性高，跨区域、跨平台接单普遍，社保缴纳和跨地区社保转移接续复杂，异地参保意愿低。
外卖骑手属于市场经济在数字时代的衍生职业。在笔者看来，该职业的最大特征就是灵活，前文所述缴纳社保四大障碍的根源在于此，流动性、收入的波动性是灵活特征的具体写照，也是从业者所追求的目标，一旦失却了该特征，能否吸纳这么多从业人员都成问题。
传统劳动关系与社保制度以“稳就业”为前提，属于刚性约束，与外卖骑手职业的灵活属性相冲突，难以匹配从业者的流动性、收入的波动性，难以适应包括该职业在内的新型业态就业模式和灵活就业模式。打一个类比，传统社保类似农耕，在固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而新型业态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者是狩猎者，他们根本没有农耕社会固定土地的概念。若以“一刀切”的方式强力推进传统社保，也与“灵活”的行业特征格格不如。
正如人社部副部长李忠所言，部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由于劳动关系不明确、工作方式灵活、收入不稳定等原因，难以直接参加传统的以单位为依托的社会保险制度，“漏网”“脱网”“断网”问题比较突出，需要积极研究完善降低门槛，给予参保补贴等相关政策措施。
所以，京东提出的激进方案，既超出了其自身的商业能力，也不符合劳动者和行业发展需求，更准确地说，是一家尚未开始招募全职骑手的企业在进入新市场时的夸张表述。京东的高调表态可能引发混乱信息，导致一家企业的舆论竞争行为引发“行业紧缩”，这或许正是政策制定者所需要警惕和避免的。尤其是在创新和发展重新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市场虽然乐见企业竞争，但用“五险一金”等涉及全民的社保方案来进行舆论博弈，却并不是正当竞争。
政策制定者需平衡平台经济活力与劳动者权益，避免政策“一刀切”导致行业萎缩，进而降低就业吸纳能力，或者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从而致使骑手收入下降。更重要的是，需就社保制度设计进行探索与改进，亦可引入国际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改变制度滞后的现状。
从行业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应倡议政策制定者针对行业“灵活”属性，推动制度设计改进，制作时间路线图，在中长期内分类分层有序推进。
对参与其中的用工平台而言，也应该积极与人社部等相关部门协商，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研究更妥帖的社会保障方案，科学探索、合理施策惠及更多劳动者，而不是仅停留在一纸公告上了事。
（注：作者是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