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等书中指出，少数人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进行有效的自我组织，通过游说等集体行动影响社会的游戏规则，使其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演变。一个国家和平的时间越长，就会有越多这样的分利集团形成，并对各类成文和不成文法规产生影响。分利集团越多，未组织起来的沉默的大多数受损越大，陈规陋习越多、监管越严，可以做的创新与事业也少，最终啥都是非法的，如此下去，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越低，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会越慢。往往只有战争或巨大灾难来临，才有可能打破这些分利集团，废除一些陈规陋习，从而重启国家的高速增长。
从上述逻辑出发，我们似乎能够理解进步主义的政治运作方式有其天然优势，也是其逻辑必然。
工业革命以来，政治上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政治权力结构中拥抱现代性，这集中体现在如何回应现代公民社会中人人平等行使政治权力的强大诉求。代议制政府的建立、人权保护与宗教自由、选举权的普及、征兵制、福利社会、平权运动等等，都呈现出对此诉求的波浪式回应与推进。这个过程中，进步主义参与推进了历史的进程，在政坛上与保守主义大致来说平分秋色。
然而，分币的另一面是，随着时间流逝，尤其是执政时间的增加，奥尔森意义上的分利集团、陈规陋习以及政府组织和部门的不断增多，这些组织和惯例持续不断地从政府获取资源。以何种方式能够让这些资源最终流向背后的分利者呢？这一机制所需要的恰当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对此问题，在多个方案中，进步主义、福利主义和大政府主义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政府有权设定更高的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并提高监管的严格程度，自然也就会有更多的支出以及自由裁量权，可以分流给背后的分利集团。而相反的政策导向，如小政府、减少监管、保护个人自由、接受自由市场竞争与结果不均等，则很难产生类似的效果。而要抵御对上述支出-分利-反哺过程的阻碍和审计，需要形成一个能够持续掌握政权的政治组织。如此一来，以福利共同体的机制，一方面从政府获得资源，一方面将资源的一部分用来组织外围民众以求选战胜利，便成为一种逻辑闭环。
要巩固并扩大这种福利共同体，从意识形态层面而言，逻辑上要求将平等与平权理念推向极致。这也自然会以身份认同取代个体自我，即所谓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的极端推演很自然会导向种族批判主义、Woke、DEI等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人不应该根据其品德、才华、努力与贡献来获得差序尊重与待遇，而应该被从结果上磨平。从这里不难导出对自由市场、言论自由、宗教、教育、持枪权、家庭、秩序、责任的敌视，以及对堕胎权、工会、都市文化的青睐。
这一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亲缘性。它既然敌视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社会主义自然是容易找到的同盟军。之前，人们认为是从社会主义衍生出进步主义，但从上述发展路径来看，似乎恰恰相反，进步主义才是更为本源与更有生命力的。只不过进步主义在推行过程中发现，援引社会主义理念，对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进行批判用起来十分顺手。
那么，对上述福利共同体机制有什么对抗办法？从人类实现自我治理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最大的挑战是驯服暴力，那么其次的挑战便是驯服官僚机构和陈规陋习。对第一个难题，人类发明了议会、《大宪章》、民主选举等制度来固化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对第二个难题，或许阿根廷总统米莱与美国马斯克发明的“DOGE改革”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有效方法，而不只是依靠战争与灾难。
假设出现一种独立且可持续的“DOGE”机制，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外部，能时刻对政府的开支和人员进行审查与剔除，而非让其完全掌握在议员和政府部门手中，同时，设立诸如“十换一”（新通过一个法规需要废止十个旧法规）之类的规则，那么上述分利集团与福利共同体现象或许能够得到缓解。
当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能保证“DOGE”部门不会被分利集团捕获？像米莱和马斯克这样出于激情推动的例子毕竟刚刚出现。当“DOGE”成为一种建制后，谁又能保证它不会被捕获，不会反过来成为整个建制的一部分，就像曾经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界也可能成为建制的一部分一样？
或许只有让精神的火炬永不熄灭，才能确保这一点的基础，也就是寄望于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些如火焰般充满激情的人，并更容易选择这样做的政党执政。从制度上讲，每一届政府在当选之后都应该建立DOGE部门，对上任政府进行审计与揭露，而该部门应该保持其临时性质，当选之后运行（例如）12个月，之后就解散。如果这样的机制成为固有机制，或许有助于从根本上帮助人类战胜官僚主义。
不怕过分简单的话，或许可以将宪政政府划分为三个版本，版本1是大宪章以来建立了议会制的英国宪制，解决的是政府如何自我约束以至于不会侵害个人自由的问题；版本2是罗斯福新政之后建立的现代多党制全民选举的代议制政府，解决的是政府如何全面介入现代经济社会的各方面，以求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未来将要出现的或许是版本3，以DOGE为代表的系列举措反过来对政府行政官僚机构本身进行管理，解决的是官僚主义反噬社会的问题。
这方面，美国再次率先进行试验。事实上，其他西方国家，如欧盟各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反噬社会的弊端，亟需DOGE式改革。过去20年，除美国外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实力以及人均收入与美国的距离越拉越大，正表明欧盟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与行动。而其他非西方国家，大致来说还需要为版本1与版本2而奋斗，但同样可以从DOGE实践中学到一些经验教训。
（作者介绍：刘海影、独立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